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与青年亚文化的症候
《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官方投稿邮箱：kechenggw@163.com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与青年亚文化的症候个人尊严的文学诉求王小波死后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载体，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在他的身上承载了知识界、文学界、大众传媒和青年亚文化等多种文化诉求，在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学问题、...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与青年亚文化的症候个人尊严的文学诉求王小波死后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载体，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在他的身上承载了知识界、文学界、大众传媒和青年亚文化等多种文化诉求，在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学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等已经超过和偏离了文学范畴。十几年过去了，王小波作为一个个体，并没有对文学体制、思想体系、文化制度等造成多大威胁，大多数人还是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学标准去生活和发展。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从知识分子、文学等单一的角度去看待王小波现象，而更要从一个个体、作者，从其作品、言论及其行为去看待他的文化意义——挑战体制、独立思考的非主流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传媒、批评对王小波现象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有些已经偏离了王小波的真实面目，过度阐释与研究缺位同在，顾此失彼与避实就虚共生，需要分析传媒、批评机制的深层原因，剖析边缘文化的现实处境。王小波文学作品中最具价值的符号之一就是对个人尊严的诉求，哪怕这种诉求处于被边缘或压抑的状态，哪怕这种表现只能以传奇的方式进行。“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早请示、晚汇报”，与“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张悟本事件”“李一道长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迷信现象的泛滥⑧，前后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小波对理性和科学的重视，正是包含了对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常人看来显得另类，在现实生活中也得不到普遍认同。“五四”前后提倡的民主、科学、理性和个性等思想只能算是时断时续的启蒙运动，现代中国人本质上仍是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包括王小波）用各种方式进行“新启蒙”，但没有条件成为时代的精神和主题。所谓尊严或公正的诉求，需要市民社会、现代制度的保障，如马克思所言：“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⑨王小波的文学诉求难有生存的土壤，反而会被看成另类，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的损害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公正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很难只有一种思想或文化笼罩一切，往往是两种或多种思想或文化在起作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张力”关系。“统治性的文化总是再现为文化本身”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阶级分层正处于剧烈变动阶段，在文化分层上更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王小波现象，要充分考虑不同阶层的立场、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主流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整体性文化，虽然其内容也有对抗和变动，但一般遵守既定的规律和法则，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要倡导什么、树立什么、确认什么的问题；非主流文化正好相反，它不是流行的事物，往往超前或滞后，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这要求保持活力和创造性，否则就会被同化或消灭。就王小波现象而言，他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的立场和位置是边缘的，从边缘大学教师到自由撰稿人，他的书很难出版，出版之后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王小波放弃公职专事写作，却没加入任何作协机构，以写作为生却得不到文坛认可，相对专业作家而言他也是从属支流的地位。在研究批评界，1997年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论文不到十篇，大都属于追悼和纪念的性质，或者偏向于思想性解读，王小波在文学研究界也属于边缘作家或另类作家。在大众传媒方面，对于王小波的态度先是在报道中观望，后是组织化的传媒批评。在王小波去世的两个月内，百余家传媒机构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多是外宣媒体、港台媒体和国外媒体，说明对王小波身上所附着的另类文化或边缘思想的判定还没有把握；之后，王小波及其写作的媒体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曾经刊发过王小波作品的媒体开始有组织地策划关于王小波的批评和报道，从王小波的身世、学习、工作、写作、出书、死亡等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说明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现象可以为传媒创造其他文学家或文学作品无法带来的利润和价值，当一个作家的媒体价值与其文学价值相当、甚至超过其文学价值时，恰恰反映出他的文学边缘地位。文学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传媒发展的基础，由此延伸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传媒”，又被称为“二元体制”。在体制上是国有事业单位，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任务；在经营上采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模式，传媒之间的竞争激烈。自身矛盾的传媒，在面对王小波为代表的思想和文化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大的发行量和消费者，在同质化严重的传媒市场脱颖而出，必须吸收知识精英、另类文化等作为市场竞争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