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到1996年《Lancet》（柳叶刀）杂志第一次出现“转化医学”概念，再到2003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率先提出“转化医学”研究、2009年《Science》杂志专门推出转化医学子刊及我国《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将“突出临床转化”作为重点任务，目的都是加速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创新产品转化。

1、协调

科学与商业这两个传统上互不相干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互相排斥领域的融合必然伴随大量矛盾，需要在创新转化过程中通过系统协调在二者之间实现矛盾统一。主要需要协调三个方面：第一，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天性与针对特定方向、具有特定目的的应用研究之间的冲突，以及科学家进入商业系统后，赢利性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学术环境之间的差异对科学探索行为的制约。第二，大学、专家型公司等不同创新主体在分享创新利益过程中的激烈博弈，以及这种博弈可能对创新的效率、速度等的影响。第三，虽然学术研究具有了应用和商业属性，但大学、专家型公司等创新主体距离市场需求较远，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高效双向交互作用，以促进科学研究向商业化产品转化，也是一个突出且普遍存在的问题。

2、文化

创新转化及转化过程中的协调是科学商业成功的内核问题，文化则是关键的外部问题。一是要面对社会认同问题，传统上被认为“阳春白雪”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具有商业性质后，社会文化对科学家价值观及科学研究性质的转向必然毁誉参半。早在1918年爱因斯坦就在普朗克60岁寿辰的演讲《探索的动机》中简短却尖锐地批评了利用科学牟利的现象。二是要面对冒险文化缺失的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科学商业的高度风险性[1]，如果缺乏冒险精神，科学家很难离开优越、舒适的研究环境投身于创业活动，企业也会在科学商业的高风险面前裹足不前。美国生物制药产业的良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文化对科学向应用研究转向的认同及冒险精神，而法国等沿袭科学的“庙堂”文化传统，虽然生命科学研究水平很高但产业创新活跃度却较低。

3、制度

与社会文化一样，制度也将显著影响科学商业。一是专利制度，对科学发现授予专利可能引起“反公地悲剧”等问题造成对科学发现授予专利权一直饱受争议，而科学商业却依赖科学发现及其专利权的取得。二是专利权归属和利益分享制度，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大都是利用科研经费取得的，当科学家携带这些专利进入创业活动时，对专利权归属的界定及对未来商业利益分配的契约也需要完善的制度保证。如果没有《Bayh-Dole法案》等为科学家携带在职发明创业扫平道路，美国的生物制药产业创新将大受影响。三是带薪留职制度，科学家进入高风险的创业活动，原单位如果不能提供保留原有的职位、薪金、平等的职称评定资格等制度，科学家就会有后顾之忧。这方面美国同样值得借鉴，如Boyer加入基因泰克后一直保留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全职教授职位，而2012年《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对科研人员参与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或以个人股份进入科技型企业给予3年内保持其原有身份和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允许兼职兼薪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就契合了科学商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