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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法教义学的众多讨论中，刑法学者对法教义学立场和方法的追问，体现了难得的方法论自觉。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之争，焦点在于对实定法的解释态度。依照冯军教授的表述，“服从刑法的权威是适用刑法的当然前提，...

在关于法教义学的众多讨论中，刑法学者对法教义学立场和方法的追问，体现了难得的方法论自觉。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之争，焦点在于对实定法的解释态度。依照冯军教授的表述，“服从刑法的权威是适用刑法的当然前提，刑事法治的实现需要确保刑法规范的纯洁”，“必须在刑法教义学的体系之内进行刑法的目的理性思考”。〔或者用张明楷教授的概括，主要分歧在于“解释法条与批判法条的关系”。尽管两位学者讨论的是“法规范维护说”和“法益保护说”这些具体的刑法理论，但是触及的却是何为法教义学这一根本问题。〔尚无定论因而有待澄清的是，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围、立场和方法究竟是什么？法教义学信奉的究竟是具体的立法条文还是整体的法律秩序？法教义学应当致力于维护实定法秩序的体系建构，还是服务于法律所承载的公共目的？是应当致力于立法解释的体系性，还是服务于司法裁判的实践性？不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很难具有真正的学术自觉。

刑法学者关于法教义学立场的论述，同时触及了当代中国法教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的异同问题。张明楷教授明确主张：“刑法教义学原本就是刑法解释学或者说就是狭义的刑法学”，“不认为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存在什么区别”。很显然，张明楷教授之所以格外强调这一主张，是因为刑法学界对此尚存争议。相比于其他学者的不加反思、不加论证，相比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以往所做的法解释学研究就是法教义学，刑法学者的理论反思显然具有更为清醒的方法论自觉。不过，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这两个概念原本就是一回事，为什么还要在已经长久使用的“法解释学”之外，提出“法教义学”概念呢？为什么还会在中国的教义学者内部存在争议呢？究竟法教义学是否具有区别于法解释学的独特之处？法教义学研究仅仅是对立法条文的体系解释，还是应当有其司法维度？法教义学对本国的立法条文和司法案例应当采取何种立场？很显然，问题不像张明楷教授处理的那么简单。这些问题，同样最终指向了法教义学的方法论本身，指向了对法教义学的实质理解。

总之，要回答上述问题，都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什么是法教义学。不论是部门法学主张的法教义学的纯粹性，还是理论法学提出的交叉学科的互补性，都要求中国学者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自觉。这不是对德国法学的精确继受所能解决的，而是取决于中国法学自身的理论成熟。有待研究的是，法教义学是否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是否有其特定的立场和方法，究竟能为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贡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