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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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年提出的教材“国别化”的理念和导向小符合教材编写多元化原则，多元化才是第一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常态。现有教材“国别化”的理据并小充分，教材编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
提要：近年提出的教材“国别化”的理念和导向小符合教材编写多元化原则，多元化才是第一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常态。现有教材“国别化”的理据并小充分，教材编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的观点值得质疑。国际汉语教材编写应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及其教学规律，国别型教材的内容应主要贴近“中国故事”、适当贴近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有限贴近“外国故事”。“国别化”与“国别型”虽一字之差，但内涵相去甚远。小必高估国别型教材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某些优势并非唾手可得;小必低估通用型教材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某些弱势并非那么严重。教材编写与研究应秉持多元化的原则，在此前提卜，汉语母语国应更多地研究和编写有创新示范意义的各类通用型教材，国别型教材主要应由有关国家自己去编写。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材；教材的针对性；教材国别化；国别型教材1、引言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汉语热”持续升温，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实施了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重大转变，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许琳，2007)。这样一些转变，以及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的国际化。近年来，随着海外各国学习汉语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学习目标和需求的多元化，缺乏教材或缺少合适的教材便成为海外汉语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面向海外的教材编写问题或者说教材的国别化问题受到了广泛重视，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广泛探讨了教学环境及海外汉语教学的多样性与汉语教材编写、海外汉语教材的现状与需求、汉语教材本土化的问题与对策等问题。迄今以“国别化”名义召开的汉语教材研讨会已有四次，促进了“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研究。不仅如此，教材的编写和研究是国际汉语教学一项民期的战略性工作，教材国别化问题涉及教材编写乃至学科理论建设与教学实践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汉语教材编写的根本问题与关键因素、新形势下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类型与体系、教材编写与汉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海外汉语教学的多样性及对教材编写的要求、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共性与个性及教材编写的异同、汉语教材本土化的内涵与表现，海外汉语教材中“中国故事和文化”与“外国故事和文化”的兼顾与比例，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汉语国际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等问题，更直接关乎汉语教材编写的架构和内容取向，特别是面向海外编写的汉语教材的质量和效用，很值得探讨。当然，值得讨论的问题还包括教材“国别化”的背景、理据、内涵、途径及定位，等等。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教材“国别化”观念的由来、教材“国别化”的理据、教材编写“三贴近”(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问题、“国别化”“国别型”与“通用型”的比较及各自的地位与功用，“国别化”提法和导向的适当性与可行性，同时涉及“国别型”教材的实质问、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趋势及国际“分工”等相关问题。2、教材“国别化”观念的由来2.1基于“通用型”缺乏针对性而提出编写国别教材事实上，至少20年前就有国内学者针对海外缺少教材而当时国内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主要是通用型，缺乏对使用对象的深入了解和对使用环境的关照，于是，呼吁加强国别和语别的教材编写，以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现有教材基本都是没有国别、语种针对性的“通用式”，而“单凭一种译文远远无法对付国别、民族、文化、心理等差异所造成的特殊性。”同样是英语，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印度、巴基斯坦等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学生，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同一部英译的课本到底是针对谁的呢?”为此，文章指出，“编写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新一代’基础汉语教材，确是当务之急。”“现有教材几乎都是通用式教材。这种状况，难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母语、不同学习环境的学习者的不同要求。”吕必松在谈到教材问题时指出:专针对国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编写的教材很少，大部分教材对国外不适用。海外学者也指出国内编写的一些教材不适合国外的情况。例如，澳大利亚的徐家祯(1997)就表示:大陆编写的课本跟海外大部分大学的学时安排不适应。课文中适当包括重要而有用的中国地名是允许的，但如果出现很多对海外学生来说不重要的地名就不恰当了，如“中关村、王府井”这类的地名以及玛丽、安娜这类“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以上意见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对汉语教材实用化、多元化的需求增多，而当时的教材主要是通用型的，且大都是为国内编写的，因此不能满足海外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中，相关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切中要害，改进措施恰当可行。比如，任远指出:现有“通用式”教材的弱点表现在:一是教材“量”的剪裁与当地的学制、学时不相吻合;二是课文内容过于“通用化”，缺少与当地国情、民俗相结合，难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三是语法条目、词汇选择不是建立在语言对比基础上，难以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据此，文章提出新一代教材必须在“教材容量、课文内容、语言对比”上下功夫。可见，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应加强“国别、语别”教材编写的主要理据有二：一是教材编写更新换代的学术动因(如何增强教材的针对性);二是国内编写的通用型教材不适合海外教学实际的情况(如何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教材编写应“国别化”，而这并不是认识上的局限。我们认为，这一期间海内外学者对教材更新换代的研究及其具体意见和建议是有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的，主张教材编写不应只关注国内，也应关注国外;不应只编通用型，也应加强国别型、语别型教材的编写，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的进步，很有前瞻性和导向性。2.2基于“走出去”需要而提出教材编写应“国别化”本世纪以来，随着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为促进教材“走出去”以满足海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而逐步形成了“国别化”的观念。甘瑞援(2004)较早地将“国别化”定义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与研究”。该文虽提出了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理念与研究方向，但主要研究的是国别化(面向韩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词表。许琳(2007)表示，“我们正在着手对走出去的汉语教材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教材的三贴近，即贴近外国人的思维、贴近外国人的生活、贴近外国人的习惯。编写方式是中外合作。”文章虽未提及教材国别化，但所提出的“三贴近”却为主张和支持教材编写国别化的学者普遍认可。梁冬梅(2008)指出“不少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编写国别汉语教材的重要性”，但目前一些所谓国别汉语教材在针对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特点，没有考虑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教材内容没有与当地情况适当结合，没有针对学习者的难点设计练习”。2009年12月19-20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主办了“2009年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国别化汉语教材”“汉语教材国别化”的观念。郑通涛等(2010)从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理论认知的深化、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实践、国别化教学与文化因素、国别化教材的立体化建设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并概括了会议形成的“五个重视”的共识:重视国别化的文化表征与各国的教育体系;重视国外非常规学生的学习需求;重视网络传播媒介的巨大作用;重视校际合作、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重视建立国别化教材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意见和建议显然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以后，“汉语教材‘国别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陆俭明，2013)。汉语教材和教学的国别化、本土化的讨论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甚至连出版界、媒体都参与了中国教材如何走出去、汉语教材如何国别化的讨论。
